【编者按】 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王定吾会长准备出一本《我和浙大的故事》集子，奉献给浙大120周年校庆。他来电约稿。想了一下，就写写近十年“我和浙大人的故事”吧。
我没有在浙江大学读过书，也没有在浙大教过课，但与浙大却是情深意笃。
自祖父钱宝琮先生1928年创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数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以来，家族四代人中，先后已有24人就读于浙大，任教于浙大，服务于浙大。祖父任教浙大的28年，正是祖父数学教学与科学史研究最艰苦，同时也是最辉煌的时期。其中的9年，他率领全家老小十人颠沛流离，跟随校长竺可桢西迁流亡，留下了不少动人有趣的故事和涵蕴甚丰的诗篇。我十分珍视家族与浙大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发投身于百年浙大辉煌人文历史的整理与研究。200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拙著《一代学人钱宝琮》，2009年12月30日，浙江大学给我颁发了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的聘书。
（2009年12月，笔者在浙大接受校史特聘研究员聘书）
接受浙大颁发的聘书，心情无比激动，深感任重道远。如何开始校史研究，我觉得首先需要深入挖掘百余年的校史资源，尽可能多的掌握原始资料。在搜集整理祖父钱宝琮史料时，我已接触到了许多浙大校史和知名人物的文献资料。这些年，我潜心钩沉，自费跑过全国各大图书馆，拜访了许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浙大老教授，也结识了一批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浙大老校友，如贝时璋、严文兴、施平、冯斐、周茂清、方淑姝、白正国、张直中、张哲民、杨士林、许良英、施雅风、李晨、杨竹亭、王启东、金福临、朱普强、戚叔纬、谷超豪、王元、董光昌、郭竹瑞、高亮之、缪进鸿等。他们有的曾是竺可桢老校长的同事，有的当面聆听过竺校长的教诲。他们对母校的深情、对老校长的厚意让我甚为敬佩。
几年来的勤奋自然收获丰厚，我撰写的《庚款留美生与浙江大学》、《竺可桢：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胡刚复的浙大十三年》、《佘坤珊与浙江大学》、《钱宝琮先生的数学教育理念与实践》、《钱宝琮与浙江图书馆二三事》、《章用：英年早逝的旷世奇才》、《浙江大学在青岩》、《洪鲲：一位“读书不忘救国”的浙大学子》、《三访施雅风伯伯》、《浙大骄子许良英》、《竺可桢与李约瑟“二十八宿之起源”的学术交流与争论》、《李约瑟与竺可桢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李约瑟两访西迁浙大》等文章发表在浙大出版的书刊或其它官方杂志上。我还在众多老校友的鼓励下，在浙大档案馆和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的支持下，2011年，主笔完成了8万多字的《解放前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初稿》，获得了校领导及校史专家的一致好评。
（2011年7月，《解放前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初稿》结题会合影）
一些耄耋之年的浙大老校友，深感力不从心，不得已忍痛将创办了五年的《求是儿女网》网络杂志终刊，却无法割舍心中对“求是”校训的眷恋。为此，他们不约而同提出要从《求是儿女网》中挑选出怀念性文稿，编辑出版一本《寄情求是魂——求是儿女怀念文集》，以寄托他们一生无尽的“求是”情愫，抒发对母校师长、学长的深切怀念。我被这些“求是儿女”的精神所打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承担了《寄情求是魂》一书的执行主编。该书已于2015年出版，深受校内外读者的欢迎。然而，老校友们并不满足。他们在江苏浙大校友会2016年迎新联谊会上得知，浙江大学将于2017年隆重庆祝建校120周年，一致决定再编一本《求是忆念录——浙江大学百廿校庆老校友文选》新书，作为礼物献给浙大，祝贺母校120年校庆。作为新书的执行主编，我又倾注了大量心血，本着“求是”精神，将呈现母校两个甲子年的辉煌历史，叙说母校办学初期的蹉跎岁月。书稿已转交浙大出版社，期待着明年校庆时与大家见面。
我家中珍藏了一张江苏各地浙大校友在南京原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励志社”（现钟山宾馆）的合影照（现已捐赠给浙大档案馆）。家父钱克仁生前说，照片是他和张直中、朱传钧等浙大校友于1980年代初聚会南京，商讨组建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时拍摄的，家父还告诉我，站在中央的张直中是他浙大同届不同系的校友，是研制国产雷达的著名专家。
（1980年代初，浙大江苏校友聚会筹建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前排左6为张直中，左7为钱克仁，左9为朱传钧）
2010年3月6日，我终于有了拜见张直中先生的机会。虽为初次见面，但我们爷俩一见如故，没有代沟，交流轻松愉快。他兴奋地回忆不少浙大求学的往事。当问及浙大西迁等历史细节，他说已将自存的档案资料、照片和物品全部捐赠给了浙江大学档案馆。我向张先生索要他的传记，他女婿却说，还没有人写呢。我顿感惊讶，先生虽低调做人，但功成名就，誉满全国，为何没有一本传记传世？一股为张先生树碑立传的激情油然而生。我来写出他的雷达人生，讲出那些珍贵资料、照片中的精彩故事。
2010年3月下旬，我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浙江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的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纪念活动，见到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主编樊洪业老师。我毛遂自荐，提出采访张直中先生，整理编写《张直中口述自传》一书。樊主编当即表示同意，还嘱咐我将其主编的《施雅风口述自传》转交给张直中本人。
我们的访谈进行得十分顺利。在融洽的气氛中，张直中先生时常流露出对浙大母校的深情厚意。1936年，他被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同时录取，但最终选择的是浙江大学。一年后，抗战全面爆发，浙大决定西迁，其父母希望儿子留在上海，并已安排了转学，他却不听劝阻，毅然随校颠簸。在宜山时，遭遇日机轰炸，险些丧命，他仍义无反顾，决定投身国防而发愤读书。张先生在访谈中表达了对竺可桢校长的敬意，畅谈了对王国松恩师的缅怀，叙述了浙大西迁途中的艰辛，披露了他与汤永谦、姚文琴伉俪的私交以及他的同班同学张煋的雷达情结。他最后一次公众活动是在2010年3月7日，参加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举行的纪念竺可桢校长诞辰120周年大会。会议期间，他与校友们交谈，特别强调自己是竺可桢长校后的第一届学生。
（2011年4月1日，笔者去张直中寓所祝贺他94岁生日）
有了近二十次的面对面交流，我获取了大量生动的原始口述史料，张先生博大深厚的学术修养及儒雅谦和的处事风格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2011年9月15日上午，是我们爷俩最后一次见面的日子，也是他谢世的前一天。弥留之际的先生早已谢绝了所有来客，唯独同意我一人探望。我来到先生床边，他吸着氧气，努力睁开眼睛，吃力地打起精神，嘴里咕哝起来，似乎要表达自己临终心愿。我和他女儿都无法听懂先生的话语。我立刻侧下身子，握住他的手，关切地问道：“张伯伯，您是否在关心书稿的事，如果是，您点头。”先生点了一下头。我马上说：“感谢您一年来对我工作的鼎力支持。书稿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写好，您就放心吧！”极度虚弱的先生会心地点头，微笑着闭上了双眼。第二天，张先生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未敢懈怠，一边写作，一边继续四处收集资料。去过各地（包括张先生家乡浙江海宁）的图书馆、档案馆收集到有关他的论文、讲稿及报道，并根据先生口述提供的线索，大量翻阅相关史料，核实历史事件的人物、时间、地点。这些工作虽然辛苦、枯燥，但成果不菲。我把收集到的相关史料以“背景资料”或脚注的方式收录书中，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张直中的忆述。2013年7月，《雷达人生——张直中口述自传》终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同年11月，《中国科学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又刊载了拙文《张直中：无悔的雷达人生》。
（2014年，笔者将《雷达人生——张直中口述自传》赠送给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战时两访西迁浙大的史料是近十年我及海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目的是想获取李约瑟本人有关“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的书面文字依据。我为此四处查阅，但一无所获。然而，一封发自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Email让我兴奋起来。来信者是要询问祖父钱宝琮科学史研究上的问题。除了解答疑问外，我要求对方在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寻找当年李约瑟在湄潭或遵义有关“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一说的档案文献。对方极为重视，来信称没有找到那方面的记录，但传来了几张李约瑟在湄潭拍摄的竺可桢与浙大教授们学术交流的珍贵照片。我如获至宝，去北京请贝时璋老先生辨认。贝老高兴地指认出了照片上的他，以及竺可桢、王淦昌、王葆仁、丁绪宝、王琎等人。真要感谢李约瑟博士留下的如此珍贵照片！我将照片转赠给了浙大档案馆保存。我从浙大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中，发现了苏步青教授的文字表述：“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他称我浙大是‘东方的剑桥。’这句话，我是亲耳听到的。当时如无竺校长主校，浙大就不会有这样高的荣誉。”我在《李约瑟两访西迁浙大》一文中有了以下结论：“我们暂且不论李约瑟 ‘东方剑桥’之说是口述的还是书面的，依据已掌握的史料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是战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可与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及美国的哈佛大学相媲美。”
2011年1月，江苏省浙大校友会专门给我颁发了“江苏省浙江大学校友会名誉校友”的证书，从此，我也成为浙大人，有
了“家”，时刻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我不会辜负浙大校方及校友会的期望，一定加倍努力，继续从事浙大校史研究，整理求是园里更多的光辉历史，讲述浙大名人的精彩故事。
2016年11月3日写于南京银达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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