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年级是人生的黄金时期，西迁浙大的新生颠沛流离地来到青岩，面临着极度艰辛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但这些莘莘学子在老师们的热情鼓励下，乐观向上，严肃活泼，很快适应了简陋的生活，积极投身于繁重的学业之中。
他们敬佩竺可桢校长，说他有“十足学者的风味”，他的青岩训话、演讲“条理分明，有内容，有情感，极富启发性”（《国立浙江大学》1985年 台北国立浙江大学校友会编）。他们尊重“身先士卒”的分校领导彭百川主任；他们对钱宝琮、朱福炘和储润科老师的数、理、化课程最用功，最认真，否则无法应付每星期或每两星期的一小考，每月的一大考。浙大有一传统，注重考试，分数打得紧，对体育成绩也极端重视。大一体育必须期终考试，如果体育不及格，休想升入大二。不少长跑需要补考的同学挥汗苦练于暑期运动场，决非是齐东野语。
浙大学生学籍以江浙两省为多，青岩一年级，虽没有相应的同乡会，但小同乡们常有相聚，如常州、无锡和宜兴三地的同学戏称自己是“烂污泥同乡”（常州旧称兰陵，无锡和宜兴各取首一字合称“兰无宜”）。
1939年11月，南宁失守，危及广西中部，浙大师生人心惶惶，已不能安心教学，竺可桢校长及时筹划再次西迁，浙大学生会本着“读书不忘救国”的抗战精神，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去宾阳前线进行宣传活动和伤兵服务工作，报名同学十分踊跃，刚来校报到的一部分学生，如吴作和、张宣三、金礼楠，陈立等也加入其中。这些大一新生在前线表现突出。数月后，传说战地服务团的戴行钧同学殉国，青岩的同学们感到悲痛，由张宣三主持，开会追悼，挽联、挽诗琳琅满目。然而，一年后，戴行钧由俘虏脱逃，来校复学，皆大欢喜。
在青岩，吴作和一些进步同学发起成立了“战时工作队”，发动爱国进步同学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青岩百姓对前方的激烈战事一无所知，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附近的苗族一直保持着隔几天“赶场”的风俗。“战时工作队”乘机在集市宣传抗日。卞申（《校史一叶》1995年 浙大黑白文艺社文集编委会 自印本）回忆说：“我们在赶场热闹处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曾庆和扮演那个逼迫饥饿女儿卖唱的老头，我演女儿，金礼楠演从观众中出来打抱不平的青年。曾庆和津津乐道的是，有位女观众真的当场给了他一块银元，叫他给可怜的女儿买些充饥的，小镇的百姓多善良与纯朴啊！”一出真情戏，激发起了青岩老乡对日寇的仇恨和对流亡同胞的同情。
星期天，“战时工作队”经常深入偏僻的小村作宣传。农村闭塞贫困，缺医少药，金礼楠总是背着药箱为生疮、生癞痢等小孩与大人消毒上药。工作队同时送去了抗战的消息。
8月底，大一同学们完成了一年的课程，告别青岩去了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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