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在上海东华大学参加第二届中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时，我有幸结识了任教于浙江大学的张立博士。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张博士是从事科学文化史和科技哲学等研究的。其著作《从传统走向近代—— 中国科学文化史上的阮元》，让读者了解一位被尊为一代文宗的清代名臣——阮元（1764～1849 字伯元，谥号“文达”）。
张博士的著作提到了祖父钱宝琮对阮元所著《畴人传》的评价以及阮元在浙江任职时对天算之学的重要贡献。祖父1918年起，研读《畴人传》，接受乾嘉朴学，有诗曰：“余年二十七，始读《畴人传》。象数学专门，不绝仅如线。千古几传人，光芒星斗灿。”祖父渐渐认识到“整理国故”、“发展国学”的必要。他开始“努力学习清代汉学家的考证工作，准备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历史。……对于清代学者如王锡阐、梅文鼎、钱大昕、焦循等人十分景仰。他们高尚其志，不事王侯，一生专心学术，名垂不朽。”1936年，祖父在《国风》杂志发表了《浙江畴人著述记 —— 自宋迄清浙江天文历法算学家的重要著作》（《文澜学报》1937年3月再版了修订稿），并于1937年6月19日，在浙江省图书馆作《浙江科学史》学术演讲，历述自汉迄清浙江省学者畴人对于天文算学之贡献，而以宋之沈括、元之陈时敏、明之李之藻、清之项名达、戴煦、徐有壬、李善兰诸人贡献最伟。196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数学史》（钱宝琮主编）一书专有一节介绍阮元和他的《畴人传》。钱宝琮在书中肯定了《畴人传》搜集各时期天文学、数学史料方面的积极意义，也批评了“《畴人传》对科学知识的发展规律不能准确地认识，古人在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贡献多被过分夸大”。张博士指出，“李约瑟认为《畴人传》可以算是中国书籍中一本最近乎中国科学史的著作……《畴人传》确实算得上中国学者开展科学史研究的先导，它为后来有志于考辨天算发展源流的研究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为钱宝琮等学者开展现代的科学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张著详述了阮元倡导的“实学”思想。阮元不主张只管考据，不问义理，但强调实事求是、实用与实践。这个思想也被钱宝琮所接受。钱宝琮在《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一文中指出：“人类有求真、求美、求善之天性。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则有科学、艺术及社会改革之工作。西洋人主张分工研究，故科学、艺术及社会改革并为专家之业。中国士人亦知真、美、善之可贵，当认为真、美、善不宜分离，求真、求美、求善只是一事之三方面，毋须分治。故清代朴学家竟以‘实事求是’为口号。所谓‘求是’即指求真、求美或求善而言也。…… 清儒朴学之颇著成效，良有以也。至桐城派古文家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为散文之标准，依义理以求善，借考据以求真，托词章以求美，一篇数百字之散文须有三者具备之条件，则属无聊已极。”
张著介绍了阮元创立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学海堂书院，是由乾嘉时期阮元继杭州创建诂经精舍之后，于道光五年(1825)在广州城北粤秀山创办的又一个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的书院），说这两所书院以重汉学、轻理学，专勉实学、不习八股时艺著称。张博士还特别提及容肇祖1934年在《岭南学报》发表的《学海堂考》，说容肇祖利用当时尚能获得的资料和见闻对部分学海堂学人后来的经历作了不少考证。我仔细翻阅过祖父钱宝琮留存的原始资料，发现了几页已经泛黄的由祖父用钢笔抄录的笔记纸张。可见祖父极为重视容肇祖整理有关阮元的文献史料。最近，又意外觅得容肇祖签赠李俨的《学海堂考》抽印本，更加敬佩先辈们搜集史料认真态度和整理国故文献的求实精神，更加激发自己钩沉、抢救史料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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