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梦—— 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一书中,刊出了第一批庚款生王琎先生不同时期的几段日记。我对他在美国求学时,除了刻苦钻研现代科技工程以外,仍用极其宝贵的时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尊崇儒家之道大为惊讶。
1912年,王琎的暑假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度过的。1912年8月5日,王琎在日记里写道:
上午至图书馆少坐。下午闲谈、挚球并读《孽海花》若干页。夜在胡君(胡适)处借书数本。朝闻道,夕死可矣。思远而行近。
自胡君(胡适)处借得《李恕谷年谱》一卷,稍读数节。观其为人之不苟力践之苦行。虽当时学说多迂腐,不可行于今,而其自作之术,殊不亚于富兰克林之《寡过篇》,实为仿为。余近来因时事日下,时作厌世,每发牢骚,因之志昏惰,学行不检,非徒无进步而日见堕落。嗣后当日以下三事三省吾身:(1)处已不乐乎;(乐者达之语,非声色货利之乐)。(2)处人不忠乎;(3)作事不勤乎。
从上述日记中看出,虽身处异国他乡,王琎在研读《李恕谷年谱》后,情绪振奋,自己规定每日三省吾身,用传统文化强化自身修养,真是难能可贵!
学成归国后,王琎在1925年8月10日的日记中道出了自己而立之年的心路历程:
余有求道之志久矣,幼年读圣贤书,不过诵字句而未解意旨。留学后,为耶稣教所动,亦曾受洗礼,冀以宗教之力,维系身心,而仍无所得。入大学后,日从事于工程学术,耳目所沾染者,不过功利之言。回国后,即黍颜为人师,对于本国之人群关系,社会疾苦,思想潮流,救济方法,全未注意。即偶有所感,发为议论,亦不过逐末之谈。为今之计,当即日猛醒,知根本问题,仍是从修身着手。盖身既身,则半实业可,办教育可,力耕可,作工可。即无所事事,日以提倡此修身及实行,此修身亦可也。至于身如何修法,仍不过依《大学》所论步骤,即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阶级也。
王琎一直从教,并热衷于向他的学生传授学问之道、修养之方。1939年5月15日,浙江大学宜山标营大礼堂举行总理纪念周,时为浙大师范学院院长王琎向全校师生作了《修养与实践》主题演讲。他首先说明每周举行的纪念周是要纪念总理(孙中山),兼以考核一周来之学行,有如依标准而纠正钟表之有否舛误。
教育事涉两端,一为教师,另一端则为学生。在教师为教育,而在学生则为修养,有所反应。修养意当培植,古人论养有四:养生、养形、养德、养仁。养生与形可视为一,诠以今之名辞,则体育、德育、智育也。昔贤言养,无过孟子…… 六艺之说纷纭,其谓为礼乐射御书数者,释以新语,则礼乐仁也,射御勇也。书数智也,使三者备,而后成“儒”。
清初颜(元)李(恭)图恢宏圣学,颜、李皆兼攻六艺之学,李恭(刚主)且北自河北,跋涉南中,问礼乐于毛西河(大可奇龄),惜其学不传。学问之道,尤在于着力处与得力处,未得也思何所“着”力?既得也思何所“得”力?肆力于学问之道,尤在好之乐之,孔孟盛称乐学之道。
吾师吾友,道德可矜式者,学问足以解惑者,比比皆是,则修养有自,实践有方,吾人当知比从力矣。
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70多年前的演讲完毕后,浙大学生的反响如何,但校长竺可桢是深有感触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王琎)谓清初李恕谷(即 李恭)以欲学六艺中之乐,逐由河北至浙江萧山门业于毛奇龄,目前学校中各色人才均有,不应错过机会云云”。
同批庚款出国留美生、时为浙大文理学院院长的胡刚复,也曾为浙大学生作过《大学教育》的演讲,指出“大学目标有二,专精兼谋博通,求知更重修养”。他强调说:“若仅积累知识,而无高尚品格,往往匪但不能济其为善,且能济为恶,所以仅灌输知识,不能视为全部教育。……以专精的精神、求真的态度,对学问既精益求精,对品格亦能日磨月励,抵于至善。”
王琎与他的庚款同学们,不但在“新旧兼学”的智育上,而且在“不忘国,不忘亲”的德育上,超出了张之洞在《劝学篇》里的期望,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归国后,他们又以专精的精神和求真的态度,引领着中国走向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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