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早上7点半,我坐进地铁,8点就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管理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为我办理祖父骨灰寄存的延期手续。我将原证的家属姓名和通讯地址由我父亲变更为我,因为家父已于2001年去世,工作人员还建议我申领瞻仰卡,说以后来扫墓,只需查验瞻仰证,而我不必携带大本的寄存证了。随后,我再次来到祖父骨灰墙边,向祖父道别,并承诺3、4年后,带着《钱宝琮传》来看他。我还将准备好塑料花篮安放在墓碑上。最后,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公墓。
上午11点多,在完成了北京送书计划后,我来到了北京南站,购买了12点去天津的直达动车,半小时后就抵达天津。
这是我第四次到天津。第一次是80年代中期,去天津外贸公干;第二次是2002年底,去南开大学宁园拜见陈省身;第三次是2004年12月,作为陈省身的家乡代表参加陈老伯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思会。到南开大学后,我第一个走访的是南开老校长胡国定先生。胡老是我舅舅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交大的老校友。最近胡校长身体不太好,行动不方便,但他见到我的书,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还详细询问我在北京送书的情况,特别关心同是交大校友的吴文俊先生。为了让我很好地参观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他特地电告研究所派车来寓所,接我去省身楼参观,关照前来的李老师好好为我介绍省身楼的情况。
眼前这座现代化数学研究中心大楼是陈省身先生参与设计的,浓缩了老先生对南开大学的一片深情,寄托着他对南开数学研究所乃至中国数学研究的无限希望。站立在陈省身塑像前,我由衷的感谢他老人家对我的关怀和支持,他是《一代学人钱宝琮》的总设计师,今天我要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本书的出版是对他和他的老师最有意义的纪念!我忘不了老伯对我们钱家的深情厚谊,我代表全家向老伯塑像三鞠躬。我端坐在陈老伯设计摆放的大厅沙发上,浮想联翩,脑海里重现出陈老伯的音容笑貌,回忆起陈老伯的谆谆教诲。在李老师的带领下,我走进了研究所图书馆,我请李老师为我在一排标有陈省身先生赠书的书架前留影,并恳请管理员接受了我的捐书。
晚上,我拜见了我的舅舅、舅妈。他们也极为赞成我继续钩沉资料,续写《钱宝琮传》,还建议我将书送至天津图书馆。
由于临近春节,回南京的车票真是“一票难求”。我一到天津,先去了售票厅,看到是人山人海的恐怖景象,得知天津站那几天去南方的卧铺、和坐票已全部售罄,心里顿时忐忑不安。15日凌晨4点,我被梦醒,朦胧中我觉得回宁的车票已经解决。那是真的吗?我随即半信半疑地穿上外衣,走出宾馆,打的去了天津西站。4点半,西站的售票厅已出现几条长队,只有一个售票窗开着,但售票员不在卖票。一问才知道旅客们都在等待早晨6点以后出售的下一天车票。在绝望的时刻,我突然发现电子牌上“跳”出的 15日 1477次(北京至镇江) 卧铺 “有”的字样。这是那时那块电子牌上唯一的“有”字。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便去窗口确认。回答是有,是到南京的,下铺。我喜出望外,美梦成真,从心里感激“贵人”的相助!
为了节省时间,15日上午8点,我已到天津图书馆等开门。8点半,一位热心的管理员将我领进了采编部。
9点,我又进入南开大学,去图书馆文库捐书,遇到了南开文库主管邢先生。我们一见如故,大家围绕着南开历史,谈话十分轻松。他对南开的历史及历史人物了如指掌,对我的工作非常欣赏。他尤其感兴趣我去年10月份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发表的钱宝琮传记 ——《教育、科学史界翱翔的“小鸟”—追忆著名数学教育家、自然科学史家钱宝琮》。
由于还要去其他单位送书,我们的讨论不得不暂时终止了。随后,我去了校友会送书,还与哲学系的李建珊教授见了面。时间太紧,我已不能亲自去天津师大给李兆华、徐泽林两位教授送书,就请李建珊代转交了。原计划还要去南开中学走走看看,因为80多年前祖父曾去那里为该中学高中丙寅班讲演《印度算学与中国算学之关系》。这次已不能如愿了,只能等下一次。
15日下午2点,我抵达天津西站。这是一个有相当年份的老车站。据说随着京沪高速铁路的兴建,天津西站将改建成亚洲第一的特大车站。我们祝愿天津的明天更加美好!
我在北京、天津两地共送出60本,还是没有完全满足需要,也还有一些学者没能拜访,更有一些资料没有时间去钩沉。待5月份再赴北京时,我会争取弥补这些遗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