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13日，是我们北京送书的第三天。早晨9点，我就来到了朝阳门内大街137号的“九爷府”，走进祖父工作过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书春先生早已关照门卫让我们进门。见到郭先生好像见到久别的朋友。我们的话题很多，从他编辑《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到我钩沉钱宝琮历史资料，从他介绍这几年科学史所数学史研究的现状到我这次送书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收获。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编辑委员会，特别是主编郭书春、刘钝先生对本书的编纂极为关心与支持，他们的宝贵经验与建议为我的编书指明了方向。何绍庚、汪晓勤、邹大海先生不辞辛劳为本书审稿。我这次到科学史所送书，向编委会成员深表谢意，郭先生却谦虚地说：“能为李钱二老做点事，能为中国数学史界做点事，心安理得” 。他还一再强调不能忘记时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先生的功劳，“没有他，编纂二老全集我们是有心无力的。”我告诉郭先生，我已与俞晓群先生有了不少联系，我将在最近邮寄我的新书。
郭先生代表科学史所接受我的赠书。他还领我参观了科学史所图书馆，看到了祖父校点《算经十书》时在典籍上用铅笔留下的手迹和计算公式等。科学史所专门设立了李俨先生的捐书书柜，珍贵的图书成为科学史所的镇所之宝。祖父也曾在他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前言中这样说：“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们利用了李先生丰富的藏书。可惜的是，李先生没能看到本书出版便逝世了。他的藏书经家属全部捐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这些书每天都可以和我们见面，抚今追昔，深感人琴之痛。”
刘钝、何绍庚、邹大海、田淼和郭金海等先生得知我们来送书，都过来与我们交谈，并在大院与我们合影，还请我们吃饭。席间大家谈起最近所里从琉璃厂拍得300多封李俨整理的众多学者上世纪20-30年代给李老的原始信件（其中有祖父给李老的信）。我当然特别感兴趣，因为，几年前我曾与西安方面就购买祖父的信联系过多次。只是由于对方要价超过我个人的经济能力而没有成交，他们只是给我了一封祖父1936年给李老的手书的复印件（此信已在2003年的《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也收入了书中）。吃过饭后，郭先生和田淼博士又领我再去所图书馆，观赏了一部分拍来的珍贵信件，其中有祖父的信札6封。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二位老先生感情之深厚，学术交流之热烈！
郭先生提议大家一起去八宝山祭扫祖父的骨灰墙和李俨墓。到达八宝山时，正好下午4点，工作人员已下班，但保安还是让我们进入了公墓。我手举着书向祖父三鞠躬，告诉他我花费了6年时间，《一代学人钱宝琮》一书终于出版了。还告诉他我又有了新的计划，准备用3-4年时间编纂《钱宝琮传》，他的好友贝时璋先生已为新书题签了。由于时间太晚，我没有能更换骨灰寄存证，决定15日再去八宝山办理。
在回城的地铁上，我突然觉得应该改变计划，提前在晚上去黄炜阿姨家看望，因为15日我要再去八宝山。黄炜阿姨是名作家楼适夷先生的夫人，她一直关心我的编书，并写了长篇纪念文章《深切怀念钱宝琮先生》（已收入书中）。黄阿姨见了我非常高兴，又一次谈起她与祖父共事8年的情况：“我于1961年初夏从中科院办公厅调到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到1969年全室人员到河南息县干校劳动，钱老被迫“疏散”离京到苏州儿子处“养老”为止，与钱老共事八年。这八年是风云变幻、急风暴雨式的八年。我所经历的无一不与钱老密切相关。”
她告诉我许多文革期间她与祖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一个是研究室的“当权派”，一个是研究室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俩经常要被批斗，也要去哲学科学部的其他研究所“陪斗”。每次“陪斗”，他们俩都得自己带上写有“牛鬼蛇神”的纸质高帽子乘公交车前往，一次“陪斗”结束返回的车上，黄阿姨气愤得要将高帽子撕掉，以发泄心中的愤怒。祖父却劝她不要撕，理由是那张纸要一块钱，要节约，再者下次“陪斗”还是要带的，保留它能省得自己再做新的了。
黄阿姨还告诉我：祖母病逝后，祖父一人度日如年，街道上不让保姆帮助打理老人的日常生活。黄阿姨实在看不下去，便想方设法找来一位她的同乡，去祖父家当保姆，让祖父的生活得以正常。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祖父还是“敌我矛盾”，一般人都不能与“敌人”亲近。听了她讲的故事，我由衷地感谢她！她却说，钱老为人好，我这样做是应该的。她最想不通的是，当时研究室领导不让她去八宝山参加祖父的追悼会，因为她那时也没有“解放”，她只能偷偷地跟着同事去北京火车站迎接家父和哥哥和我，接受祖父的骨灰盒，以表哀思。我是在1974年就见过黄阿姨了。我在此祝愿她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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