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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钱永红。自2001年编辑家父钱克仁米寿纪念册以来,开始感兴趣钩沉家族和友人的历史往事、近代文人、科学家的辉煌轨迹及我们社会发展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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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钱国忠:李约瑟佛教观的重大转折  

2014-09-09 20:55:56|  分类: 转载博客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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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佛教观的重大转折

                              王钱国忠

 

近年来,一些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论著在谈到李约瑟的佛教观时,千篇一律地引用195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有关论述,作为他“扬道抑佛”的根据,并认为是“李约瑟研究定论”,对之进行诘问和批驳。殊不知,在其第二卷出版后的数年里,随着李约瑟不断地深入研究,尤其是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佛教的认识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折,出乎绝大多数的意料之外。

众所周知,李约瑟在第二卷中,首次集中地阐述了他的佛教观。他说: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对于科学思想发展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强烈的阻碍作用”,并称“如果我说佛教在这方面促进了中国科学思想,或者说它对中国科学思想大有裨益,那就未免说太过分了。”但就在此说公开后的1961年之后,李约瑟多次发表了一系列赞许佛教的“理智”及其促进科学的言论,并一改旧说,称佛教为“伟大的宗教”。

1961122日,李约瑟在冈维尔凯斯学院教堂布道时,对基督徒们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与亚洲文化》的演讲,他说:“我们应该真诚地承认其他人民和其他宗教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佛教中‘同情’的意念一开始和‘空虚’的意念并存的,慈悲与虚幻至少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还从佛教徒那里学习到一种更为开阔的宇宙观,比中古世纪基督徒所宣扬的天体是水晶体的牢狱那种观点要开阔很多。在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前,佛教徒就发挥了高超的理论,认为一滴池水中有几百万生灵,认为物体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运行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P183

同年59日,李约瑟又在剑桥大学联合学会辩论会上,发表了与此类似的话。他在《从亚洲观点看科学与宗教》的演说中指出:亚洲的一个伟大的宗教,佛教,“通过普遍同情的实践而得到自身解救的思想,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心理影响,将永远存在;因此,崇敬智慧启示者的思想也将永远存在。佛教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比斯多噶学派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要早好几个世纪……对于这一些,佛教徒很可引以自豪。确实,在佛教中,和在儒教中一样,是没有什么‘超自然’的成分的。”(同上,P167~168

1963年,李约瑟在一篇序文中,对他的佛教观作了全新的集中阐述,意义非凡。他在为锡兰(今斯里兰卡)著名学者马丁·魏克拉玛辛诃文集所撰的《东方和西方的心理学和科学思想》序中,对佛教的哲理思想和宇宙推测论作了大段大段的论述,值得我们加以特别关注。他指出,“在世界上所有的伟大宗教之中,佛教的思想是最最哲理化的。”可以“肯定地说,佛教的所谓‘广大智慧’就是‘识透’了宇宙的本质而获得消除一切众生的苦难之道。”“我作为一个科学史学家,对于中世纪佛教徒对宇宙推测的论点一直是非常欣赏的。在佛教的想象中,认为一滴水中有几百万的生灵,一粒沙子中有几百万个宇宙。这种设想更接近于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的本质,远远胜过了古代和中古世纪欧洲的宇宙观。中古世纪的佛教徒,和中国的天文学家一样,认为天上的星星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中飘浮着的不可知的物体。他们所想象的宇宙比中古世纪西欧人所想象的要开阔得多。后者设想的宇宙是封闭在同轴心的蛋壳形水晶球天球之中的——令人感觉到不解的是,这种理论却产生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托勒密的行星天文学,而这两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现代科学的先驱。”“确实,我深信,将来如果我们真正从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掌握了印度和佛教的思想,我们将会不断地发现这一文化领域中的哲学家们所射向的目标正是许多年后科学探索者所企求攀登的高峰。”同时,李约瑟还指出了印度僧佉派哲学中的原子理论,提出的刹那(Kshana)、太初(Phutadi)、微尘(Paramanu)等等概念,在探索自然的思想体系方面很可能有其优胜之处。(同上,P149~151154)李约瑟的这番论述,在此前均无先例,不难看出,他的佛教观在此前后已较1956年时的认识有着重大转折,因此,现在再说他“扬道抑佛”就不对了,但学术界对此似无人提及。

李约瑟为何在短短数年间对佛教的认识会有此重大的转折呢?1972年,他在以亨利·霍洛伦肖(Henry Holorenshaw)的笔名精心撰写的《一个名誉道家的成长》自传作品中,作了明白的交代。他说:“在这‘三教’(儒、道、佛)之中,他(李约瑟)对佛都最少赞同,不喜欢它对现实世界可能赎罪和坚决否定。不过在以后的数年中,他接触了像锡兰社会主义佛教协会这样的现象之后,认识到佛教的‘慈悲’完全可以平衡‘虚空’性,使佛教徒深信人世天国之到来”(王钱国忠编:《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P59)李约瑟1958年的锡兰之行,可谓是他发生这个转折的触发点。是年春,他以锡兰政府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与其妻同访锡兰两个月,考察该国的高等教育及当地古代水利工程,在达德伽玛博物馆参观佛塔的舍利子,并结识“最卓越的斯里兰卡思想家和作家”马丁·魏克拉玛辛诃,访问锡兰社会主义佛教协会,尤其是接触了后者,使这位持基督教社会主义信仰的科学家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此外,佛教关于深信实现人世天国的理想,与崇尚“世界合作联邦”、提出“向世界大同社会迈进”口号的李约瑟颇有不少契合之处,甚至可谓两者殊途同归。后来,李约瑟在魏氏的文集序中对佛本生的故事及佛教教义重加认识与反省,从而引出了上述一长篇议论。由上可知,1961年是李约瑟佛教观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分水岭,具有标志性意义。

古今中外的学者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是十分正常且司空见惯之事,李约瑟也不例外。如对于中国“二十八宿”的来源问题,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卷(1959年)中认为,二十八宿“这一体系或许更可能是巴比伦的创造,然后再向几个方向传布,到达印度和中国。”而到了1974年,他又在《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天文学》中,对上述观点更正说:“中国天文学稍受巴比伦和印度的影响,但中国不像印度,中国是独立于希腊和希腊文化的种种发现而发展起来的。”近年有些学者不明就里,对李约瑟的整体思想未加把握,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情况下,兴师动众,无的放矢,将昔日黄花当作时鲜,大加炒作,以求轰动效应,热衷于请名家、开大会、发消息、做广告,不一而足;更令人费解的是,还侈谈什么“对李约瑟研究定论的一个新突破”。“定论”是甚?“突破”又何在?旧定论只能是“旧突破”,何“新”之有?这是形式逻辑。但问题还不止于此,更在于这浅陋之作,以讹传讹,误导学界,误导青年,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佛教确是个博大精深的智慧宝库,值得我们加以深入发掘和研究,正如最近方立天教授所说:在思想史方面,“佛教的思想广度和深度可能超过儒、道学说”。“目前我们面临着文化转型和调整,通过中西比较而综合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做到综合创新,而非因袭旧说,人云亦云,首先需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彻底改变目前“好书无人评”、“差书朋友捧”的不良风气,营造一个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同时需改革不合理的评职、评奖制度;就学者个人而言,必须摒弃功利、抛弃私欲之念,树立为学术献身的可贵精神,这方是严肃学者正确治学的光明之道。

 

                                                           (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学李约瑟文献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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