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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钱永红。自2001年编辑家父钱克仁米寿纪念册以来,开始感兴趣钩沉家族和友人的历史往事、近代文人、科学家的辉煌轨迹及我们社会发展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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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灿:回忆父亲二三事  

2011-02-25 19:48:04|  分类: 祖父钱宝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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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昨晚收到我八姑母的邮件,她写了一篇回忆祖父(钱宝琮先生)的文章,想让我收入我编写的《钱宝琮传》。已八十虚岁的姑母了不起,电脑写东西、电脑上网发信件、电脑PS照片样样行。2000多字的文章一气呵成。已征得她的同意,将文章放入我的博客,让博友们先睹为快!

 

最近我们杭州金色年华生活园区入住的一位名叫张心庆的老年朋友,送我一本她写的书《我的父亲张大千》。书写的虽然只是一桩桩小事,但生动感人。让读者思绪万千,也勾引起我对父亲钱宝琮先生的回忆。   

一、我和父亲有过激烈地辩论 

我们家的规矩是未成年孩子必须听从长辈意见,但到我读高中时已经解放了。1950年夏,杭州团市委号召我们学生到农村搞土地改革。当时我在学校先报了名,回家后才告诉父母亲。他们当然坚决反对我的“先斩后奏”,母亲尤其生气,认为哪有事先不请示就自已决定去向的,从此断了我的生活费。父亲一向以理服人,向我阐明他的观点。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不需要动员城市大批学生下去斗争地主,只需政府颁布二五减租的法令,经过几次二五减租,农民不再向原来的地主交租,土地自然归其所有。……”此观点不是他的独创,而代表了一些封建削、改革经济们的意见。然而,我就将刚听到的一点点阶级斗争道理,和父亲展开辩论。经过几番互不相让的争论,父亲最后说:“你有点道理。我可以让你去,但有一点要向你明确指出,这是你自己不要读书的,将来不要后悔啊。”一连几天的争论,让我祖母很是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告诉我的姐姐们(他们已上大学住校):“我跟你们说啊,八官(我的乳名)这个小鬼头居然敢跟你爹爹争论,还争得好厉害呐。父亲却在一旁补充说:“这个小鬼头倒是有点道理的。”从此,每当我回家,他都会将在政治运动中碰到的疑问和我交流。

 

回忆父亲二三事 - 娃娃 - 怀旧频道
  
家人合影,祖母(坐着),父亲(右四)、母亲(右五),我(左一)。 摄于1951年我回杭州休息几天中,

                      接着我又去衢州地区农村搞土改。

 

1952年,我被调干进大学读书,先回杭州浙大补习。此时正值浙大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父亲困惑地和我说:”我虽留学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实际在思维逻辑、言行规范中更多的是封建士大夫思想,故我对此作了深刻检查,结果没被通过,还说我对资产阶级思想检查不够,没深挖。父亲想不通:“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检查到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明明要比资产阶级思想更深一层,可他们怎么反而说我没有深挖呢。我告诉父亲:“当前正值抗美援朝,要痛击美帝,批臭资本主义,而您却着重批判封建主义,当然通不过啰。”

二、组织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优待不应让其子女享用

父亲在1956年春末,奉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实现了他一生梦寐以求的心愿,能专心致志研究中国数学史,进京时逢56年工资改革,他被聘为一级研究员,非常开心。我正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第二商业部工作。周日回家时,父亲对我说:“我如还在杭州教基础课,那是评不上一级教授的,而到了这里,我从事专业研究那是当仁不让了。接着他还讲了一个趣闻:在南方的某教授头天宣布为一级教授,他欣喜若狂,可到第二天就被通知调往西安交大,使某教授若有所悟。令父亲开心的还有:在杭州工作时有三个子女在身边,到了北京,又有我这个小女儿照应。可没料到的是,在他来京一年半后,我所在部门赶上中央各部委大调整、大下放,我于1957年秋就被下放到哈尔滨基层。其实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已有“留子女在身边照顾”的政策,虽然当时父母均已六十五岁,步入老年,还有八十七岁高龄的祖母,怎能身边无子女呢?可他却默默忍受,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既便到1962年初,商业部派员到哈尔滨检查工作,发现了我的才干,很想调我回部里,可那时北京户口卡得很紧,部里无力解决,只能由我父亲向组织提出申请。当我写信向父亲提出要求,已七十高龄的他,仍然作出了与常人决然不同的决定,坚决回信说:“你要回北京要靠自已的本事,不要靠我的牌头。”他有时还会在朋友面前自豪地说:“我有七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因为他们都在国家需要的岗位上工作,我虽已年老,但组织上照顾很周到,况且在京还有一个做医生的侄子经常来看望。甚至于当祖母去世,父母也没让我们子女回家料理。在他的心目中一切都是为了国家,这种识大体、顾大局、小我服从大我的崇高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

三、父亲“文革”中的困惑

1966年夏,对祖国建设充满无限希望、无私奉献一切的一对高龄老夫妇突然间被无情地推进“文革”浪潮中。父亲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祸国殃民的牛鬼蛇神和封建地主,经常是小会批、大会斗,屡遭殴打、坐喷气式飞机,还要强迫劳动,命令七十多岁老人和年轻人干同样的重活。造反派几次抄家,还批斗我母亲,强迫她每天扫厕所、身上还要挂上地主婆的牌子。总之二位老人在精神上、身体上、尤其在人格上都忍受了极大的摧残。当时我在哈尔滨基层,同样受到冲击,心中虽惦记他们,却不敢通信,直到1968年初春,得知父亲被自行车撞成左上臂粉碎性骨折,我刻不容缓地向造反派请假回京探望。与双亲的相见,真是悲喜交加,母亲已成了惊弓之鸟,很想我住在家里,但又怕居委会批不准。父亲虽然表现得很乐观,从不吐露他所受的一切遭遇,我也不敢问,大家只能心照不宣。但在交谈中,父亲还是说出了他此时的困惑和心事:1、困惑的是造反派说他觉悟低,要认真改造,却让他单独一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选》四卷,得不到相互讨论、交流,他的“觉悟”怎能提高呢?关于这点,我向他解释,要他明白:此时造反派已放弃对父亲的批斗,因为他们内部已转入派别争斗,建议父亲趁此时机修身养息,不要太认真了。2、他的心事是:“你妈妈在批斗中人格上受到极大的侮辱,在北京再也不想住了,等文革结束一定要回南方,而我还想留在研究室。尽管他们说我这部机器已老朽,可其中的一些“零件”可能还有利用价值,故我个人虽受到极大伤害,但和国家的科研事业相比较,那就是小事了,能忍受的,所以我极想仍留在北京,你看如何解决。当时我清楚“文革”不会很快结束,就只能安慰他不要着急,答应设法说服妈妈。他对自己毕生科研事业至死不渝的精神太感动了,我在心中暗暗地将其与哥白尼、司马迁等伟人相比。

世事难料,母亲终因受打击太深,积劳成疾,于1968年秋天患癌症离开了我们,脱离了“文革”浩劫的苦海,而孤独的父亲仍试图寻找解惑的“钥匙”,结果还是于1970年被疏散到苏州,几年后生病去世,再也没有机会继续他深爱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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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月,我与侄子钱永红(左)同去贵阳青岩,钩沉70年前父亲在那里的史料.

                  

 

                                  小女儿 钱灿(时年八十虚岁)

                                      2011年2月24写于

                                      杭州金色年华生活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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