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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钱永红。自2001年编辑家父钱克仁米寿纪念册以来,开始感兴趣钩沉家族和友人的历史往事、近代文人、科学家的辉煌轨迹及我们社会发展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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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的“雷人雷事”(6)  

2009-09-23 14:55:48|  分类: 钩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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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进鸿:竺可桢教育思想研究的发起人

 

2009年教师节,我和表哥前往浙大老校友缪进鸿教授家中做客。缪老特别高兴地与我们讨论了他的“比较人才学”。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让我们受益匪浅。因担心80高龄的缪老累了,我们立刻起身道别,但缪老执意要送我们下楼。走出了公寓楼,缪老又说:“我还想告诉你们一些我对竺可桢教学思想研究的心得。”

 

浙大的“雷人雷事”(6) - 娃娃 - 怀旧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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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缪老情绪高涨,我们停下脚步,就站立在巷口,又交谈起来。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先后出了两位杰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一位是北京校长蔡元培,一位是浙大校长竺可桢,而且都是浙大绍兴人。蔡先生办北大,影响最大的带头学科是文科,竺先生办浙大,影响最大的带头学科是理科。在建国初期的三十年里,由于“左”的思潮影响,谈民国时代的竺可桢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是忌讳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浙大老校友发起,浙大才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缪老执笔写了《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提纲)》,肯定了竺可桢是中国近代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一面旗帜。原北大校长周培源读了缪老的《提纲》后,“感到很惭愧”,感慨地说:“我看了这个材料,很受教育”。“我们过去全盘学习苏联,但对浙大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却没有很好学习和继承” 。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张光斗先生读了《提纲》,写来长信,说“深受教育”,对竺老致力于教育革新,取得很大成绩,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表示“十分钦佩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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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老为纪念竺可桢百岁诞辰撰写的学术论文《竺可桢教育思想的特色》

 

缪老的研究结论是:竺可桢教育思想有两个最大的特色,已是把办学与拯救中华,转移国运这一神圣的崇高使命结合起来,要求浙大和浙大学生都以天下为己任;二是培养训练重根本,即重科学精神的培养,重科学方法的训练。

 

19364月,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后,开始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办学思想。他向新生提问: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应“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以自己的学问和技术为国家民族作最大之贡献。

 

竺可桢办学重理智和分析批判、研究精神和培养,重探索真理,获得知识的学科方法的训练,反对填鸭式,提倡启发式。他说:“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脾益。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许多人之所以盲从、自私、贪污、卑鄙,自私未能彻底明白事理。

 

竺校长到浙大上任之前就说过,“校长之最重要者在能请得良好之教员。”他一到浙大正式指出:“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他还说:“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也是国家的光荣。”他极为注重学生的基础坚厚和知识广博,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已备专精”。他认为大学生的知识面要宽,应当有稳固扎实的理论科学知识基础,然后在进而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方法。”他非常重视基础课的教学,曾说:“余之政策教数理化与国文、亦能必须有第一等教授。”因此,我祖父钱宝琮被长期安排在一年级分部,教授基础数学,还曾被竺校长聘为一年级分部主任。

 

我觉得缪老对竺可桢教育思想、治学风范,包括人格品质的分析研究非常到位,难怪浙大老校友看了《提纲》,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回宁后,我翻看了祖父钱宝琮的一些遗稿,发现祖父对竺可桢的办学思想也予以高度评价。现摘录祖父在“文革”时期的“交待材料”中的两段话,从中看出他对竺可桢西迁办学做法的赞扬:

 

浙大的“雷人雷事”(6) - 娃娃 - 怀旧频道 祖父钱宝琮的“文革”交待材料手迹

 

记不清在那一年夏天( 注:应为1925年在北京),我同竺可桢在一次中国科学社年会期间初次会面。后来在19261927学年里,同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19271928学年里同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同事虽有二年,并无多大交谊。1928年秋季以后我到杭州浙江大学教书。19365月,竺到浙大来当校长,一直到19494月他离开杭州浙大。在这13年中有9年,浙大迁居到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师生员工尝艰难险阻,我与竺先生虽经常不在同一地方办公,但每次会面,交谊渐深。竺不是国民党员,能连任浙江大学十三年校长是极不容易的。他那时不是马列主义者,但努力保护革命同志,使浙大有“民主堡垒”的称号,那是更难的任务。”

 

在这几年“国难”时期,经过多次搬家,备尝艰难险阻,生活虽不优裕,但也不觉得太苦。浙大在上述各地(注:浙大西迁的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义、青岩、湄潭和永兴)暂时停留,总是想方设法开辟教室,科学实验室、图书馆和农场。我也努力教好我的微积分课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缪老最后指出:竺可桢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已归纳总结了接近三十年,但还没有被更多的人真正认识,一些人总觉得竺可桢的思想和办法好是好,就是难学。缪老坚信,如果竺老的思想和办法真能被浙大人所认识,真能用上一点,浙大师生的素质必有很大地提高;浙大乃至浙江的教育、科技和文化必有更大地发展和进步。因此,学习、研究和宣传竺可桢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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