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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钱永红。自2001年编辑家父钱克仁米寿纪念册以来,开始感兴趣钩沉家族和友人的历史往事、近代文人、科学家的辉煌轨迹及我们社会发展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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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女学的创办人王琬青  

2008-04-08 16:28:03|  分类: 钩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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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去北京时,叔叔告诉我他非常敬佩钱家的先辈们,还特别提到了嘉兴女学的创始人―― 王琬青先生,说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回宁后,我查阅了不少历史资料,感觉很有必要将王琬青先生的相关事迹整理一下,公布于世。今天先将我家姑婆婆钱超华生前撰写的《先母王琬青生平记略》(发表在《嘉兴市志资料》(第一期)1987年出版)刊出:

 

                           

 

 先母王琬青原籍浙江绍兴,1878年出生于福建。她3岁时父亲亡故,家在嵊县的外祖母因双目失明,思女心切,遂命儿子姚定生接其母女来嵊县居住。琬青13岁时,又遭母丧。姚定生与我外祖母姐弟情深,乃视之如亲生女儿,家中聘请教师教她和表弟妹共同读书。我母聪敏好学,深受表弟妹们爱戴。   
  姚定生的老师钱问陶,浙江嘉兴人,当时在嵊县任考场老师,携带其孙儿钱玠人在身边攻读。钱问陶在病危时要求姚定生答应将姚的外甥女许配给他的孙子玠人方可瞑目,姚定生尊重老师的意愿当即应允。问陶公逝世后,玠人公扶柩归里卜葬,服满后赴嵊县完婚,一切婚事均由姚家办理,婚后夫妻回嘉兴定居。   
  我母在其舅父姚定生的长期教养下,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很佩服姚定生为了培养人才而不惜变卖家产资助青年学习的精神。她到钱家后,见到钱氏家族中有些家庭日渐败落,觉察到这与家庭妇女们缺乏文化教育有关,因而立志创办女子学校,认为妇女受了文化教育也同样能为国家做事,并能自食其力不受压迫。另一方面即使作为家庭主妇,有了文化就能勤俭持家并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母变卖了自己的妆奁首饰,作为创办女子学校的奖金。她还亲自登门拜访一些有识之士,请他们协助参加教学工作。当时我父玠人公也帮助教课,而修身课则由我母自己讲授。   
  女子学校的校舍设立在嘉兴城内道前街,最初办两个班级,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郊区乡镇的学生住宿在学校,家在本城的学生也纷纷要求住在校内,开嘉兴女子求学风气之先。这期间,母亲结识了先烈秋瑾,她常到女校来,两人的思想甚为合契,这也使母亲不断受到鼓励,增强她办学的决心和信心。后来学校各方面都渐趋完善,井井有序,许多家庭都要求将女儿送来上学,班级也逐渐增多,原有的校舍不敷应用。嘉兴县当局鉴于该校办学的成绩,决定拨款建造校舍,并同意改名为县立女校,由我母任校长。在扩建校舍时,她亲自与泥木工师傅协商设计施工,将学校大门设在集贤街(即今少年路),后门设在道前街。学校对教师要求为人严谨、德才兼备。附设幼儿园一班,小学四年毕业后又加设两年补习班,学生们都能严守纪律。我母对我们三个女儿要求更严,如果犯了和同学们同样的错误,则要受到加重的训罚。学生们的家庭经济条件虽然各不相同,但在生活上都同样节俭朴实,相互之间团结友爱。有些学生经济困难,可享受免费照顾;有少数学生经济十分困难的,学校组织同学们做手工刺绣花边义卖,所得收入用以资助这些学生。在这种气氛里,学生们感到如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学习,充满着友情和温暖。母亲还很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每年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会。这时,家长们都主动来帮助缝制运动服装等事项。不多几年,我母办女学的成绩卓著,广为人们所传颂。据笔者记忆,孙中山先生曾来嘉兴参观女校,他对全体师生作了演讲,并摄影留念,给师生们极大的鼓舞。   
  在整整20年的过程中,我母克勤克俭,不辞辛劳地以全部精力投入了办学的事业。后来我父玠人公到北京供职,我们三姐妹相继毕业于女校而考入北京的学校继续读书,家人多次劝母亲辞去校长职务去北京团聚,而她老人家却迟迟未能应允。原来她要等待一位信得过的人来接替她的工作才走。最后,由她的学生陈志雄、宋君芳(陈志雄毕业于杭州师范)接替女校校长一职,她这才安心地离禾去北京定居。   
  我母虽然离开了学校,但仍然很关心妇女受教育的问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中校长欧阳晓澜女士曾特别邀请我母为该校师生演讲,谈女子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她个人办学的艰苦历程,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我母在北京住了十余年,又随我父返回嘉兴。当时上海汪某闻知我父擅长古文,特聘请他去上海担任汪氏家族的家庭教师。这段时间,我母仍住在嘉兴,为侄孙辈的求学及品德教育而操心。   
  1937·一三日寇侵略上海,我母义愤填膺,积极支援抗战。她和友人陶王氏趁庙会之际,登上戏台对广大群众宣讲,提醒大家要保卫祖国,抵抗日寇,支援前线抗日军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她和陶王氏等的感召下,当即有不少人捐款,还有不少人集中在我家缝制冬衣给前线抗日将士。当中国军队奋勇抗敌,传来胜利捷报时,我母和其他人一起日夜赶制一批又一批的丝绵背心运往上海前线。可是不久忽然传来中国军队退却而不再抵抗的消息,我母大失所望,非常懊丧。日寇金山卫登陆后,火车中断,许多人家向内地逃散避难。当时嘉兴也即将沦陷,她老人家带着孙儿钱贻简和外孙佘永柏去上海。不多久,父亲病故,我母遂赴内地,先后在我姐姐庄华家(昆明)及我家(遵义)居住。抗战胜利后回到浙江,因嘉兴旧居在战火中被烧毁,故与我住在杭州浙江大学。由于我母在教育界的影响,浙大校长竺可桢对她很敬重,曾特为她庆祝70岁诞辰。嘉兴集贤小学的不少师生也赶来杭州祝寿。  

 
  1949年解放前夕,我母因三妹且华由美国归来,任教于金陵女子大学(后改为南京师范学院),遂迁居南京。抗美援朝时,她老人家的爱国热情并未受年龄的影响,仍然很高。她亲自缝制了一些小挂包,在包内附上她写的一首诗,大意是歌颂志愿军的英雄气概,并祝愿他们早日凯旋归来。她亲自将这些小挂包送给参军的同学,当大家得到这饱含老人深情厚意的礼物时,都感动极了,一一和她握手道别。据三妹且华说,我母当时非常兴奋,特地下楼去欢送他们。   
  

1959年,我母因病去世,终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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