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荣照
【编者按】梅荣照先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1935年10月27日生于广东省台山县。1957年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跟李俨、钱宝琮、严敦杰三位前辈学习中国数学史和珠算史，主编《明清数学史论文集》（1990年 江苏教育出版社），著《墨经数理》（2003年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退休，现居住在加拿大伦敦。 现刊登梅先生1992年8月在纪念李俨钱宝琮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演稿。
关于李俨先生和钱宝琮先生的中国数学史研究工作，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已有十分中肯的评价：“在中国的数学史家中，李俨与钱宝琮是特别突出的。钱宝琮的著作虽然比李俨少，但质量旗鼓相当。”（注一）在国内，中国数学史界曾经流传着“南钱北李”的说法，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在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南方的钱宝琮和北方的李俨（这里的南方北方是指他们早期工作所在地）是并驾齐驱的；二是说他们在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存在着不同的风格。本文即在说明后一点。
李俨先生
李俨（1892～1963年），字乐知，福建闽侯人。1949年以前，长期在铁路部门工作。1911年开始业余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是这门学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1955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和室主任，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获苏联欧拉纪念牌一枚（中国学者获两枚，另一枚为著名学者华罗庚获得）。李先生终生整理和研究中国数学史，他所收集的中算书籍，闻名国内外，1963年去世后全部捐给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他的代表作有《中国数学源流考略》（1919）、《中国算学史》（1937年初版，1955年修订版）、《中算史论丛》l-5集（1954～1955年）、《中国数学大纲》上、下册（1958）等。
李俨研究中国数学史的主要特点是：
一、首重资料的整理
李先生研究中国数学史时，该学科正处在草创阶段，他重视资料的整理是十分自然的。然而纵观李先生的全部工作，他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却是贯彻始终的，并且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翻开他的著作，就好像一个中算史资料的宝库，各种资料应有尽有。有两个例子说明李先生对收集数学史资料的重视并下了很大的功夫。第一个例子是，李先生除了利用一切假期走遍全国到处访求古算书外，他还想出一个收集古算书的办法，即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广告：高价收购古算书。现在严敦杰先生处还保留着这则广告的原版。第二个例子是，李先生长期以为《欧罗巴西镜录》一书已经失佚，后来严先生告诉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这部书，他得知这一消息后，连连给严先生写信，表示其要求一读为快的心情。严先生立即把该书目录和内容简介抄寄给他，但他坚持一定要看全书，结果严先生只好把全书抄出寄去。于此可见李先生在得到新数据的喜悦与急不可待的心情。1947年他写出《三十年来的中国算学史》一文，文中主要介绍收藏图书的发现、各项文卷的收集以及中算史数据的考订，并说：“研治学术，首重图书”；“编录史事，首重资料”；“中算史料，汗牛充栋，势须分类集中整理考订”。这些话充分反映了他重视资料整理的思想。
二、重视古算书的移译工作
古算书文字深奥难懂，一无算式，二无说明，还常常出现印刷错误，这对于学习和研究中算的人来说是很大的障碍。亲自开创这一工作的李先生更是十分了解这一点。因此，他花了很大功夫，逐字逐句地把这些古算移译成现今的文字和现今的数字符号。《测圆海镜研究历程考》、《明清算家的割圆术研究》等就是这种工作的代表作。我们今天能顺利地读懂古算书，研究工作得心应手，不应忘记筚路蓝缕，为后人铺平道路的功劳。
三、勤治西算
勤治西算是为了比较中西数学，弄清数学发展的源流和中国数学在世界数学发展中的地位。他在1937年《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一文中说：“研究中算史之方法，不外下列几种步骤：第一勤治西算，第二阅读书籍，第三选定题目，第四整理旧文。”把勤治西算放在第一步。李先生说的“勤治”并不是一般地寻找西方有没有中国古代类似的算法，而是要彻底弄清西算的全部内容。从他的论著中我们亦可以看出，凡涉及西算的都是比较详尽而系统的介绍，对一个具体的算法也是如此。这一点，对于全面比较中西数学是十分重要的。
与此相似，他也十分重视和算的研究。他认为和算受中国数学影响很大，研究和算不仅可以弄清日本数学的发展情况，对中国数学史研究也有帮助。在这方面，他晚年用力尤多，虽已发表一些论文，但仍有许多论著尚未发表，有俟后学继续完成。
四、持之以恒
李俨在调到中国科学院以前，主要从事铁路建设工作，职至陇海铁路副总工程师，只在业余时间从事中算史研究。在《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中说：“自修亦非难事，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不求急就，一年不足，期以十年，十年不足，期以终身”；又说：“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最好能按年按月订出计划。要有坚强的意志，既不贪多，又不中断。”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是他在中算史研究中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调到中科院后，他的工作很多，然而这一作风丝毫不改。
五、对论著随时修改，不断增补
李先生对他的论文和著作，并不是以发表的时间作为他工作的完成期限，而是终生随时修改，不断增补。例如《近世中算着术记》，1928年初稿，1937年重编，1940年再校，1953年三校，逝世以前还作了第四次校补。《中算史论丛》l-5集也是如此，1933年初版，1954～1955年再版，去世后他手头留的一套，保存有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这种方法令他的著作得以不断精益求精、日趋完善。
钱宝琮先生
钱宝琮（1892～1974年），字琢如，浙江嘉兴人。1908年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系，1912年回国后在大专院校教授数学，同年业余从事中国数学史与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这两学科的奠基人之一。1956年调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任研究员。他的代表作有《中国算学史》（1932）、《古算考源》（1933）、《中国数学史》（钱宝琮主编 1964）、《算经十书》校点（1963）等。
钱宝琮研究中国数学史的主要特点是：
一、重视史实的考证，善于突破中国数学中的重大问题
钱先生认为，史实的源流和年代是中国数学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他的早期论文如《九章问题分类考》、《方程算法源流考》、《百鸡术源流考》、《求一术源流考》、《记数法源流考》、《孙子算经考》、《夏侯阳算经考》、《周髀算经考》等就是代表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算经十书》校点则是他三十年来这种工作总结性的重大成果。这些工作需要知识面广，尤其是历史知识、古汉语知识、古文献知识和现代科学知识等。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他善于抓住中国数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做研究，例如《增乘开方法的历史发展》、《汪莱<衡斋算学>评述》以及祖冲之的“开差幂”、“开差立”的解释（注二）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工作对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深入和提升十分重要。
二、重视与中国数学史有关的学科史的研究
钱先生认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与其它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物理学中的音律、度量衡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天文历法。因此他在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同时，花了很大功夫研究天文历法，他在这方面的论文如《汉人月形研究》、《二十八宿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授时历法略论》、《盖天说源流考》、《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等，是相当重要的。物理方面，如《〈墨经〉力学今释》、《百衲本<宋书>律志校勘记》等，也相当有水平。
三、重视数学中外交流的研究
钱先生认为，研究中国数学史并不是单纯弄清中国数学方面有几个世界第一，这种研究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数学是世界数学的一部分，它曾通过印度和阿拉伯传到欧洲，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有贡献。对于中国数学与印度数学的关系，他是下过苦功的。早在1925年《南开周刊》就发表了《印度算学与中国算学之关系》一文；1964年他主编的《中国数学史》专门用一章来讨论中、印数学交流，其中举出十四项具体事实，证明印度数学曾受到中国数学的影响（注三）。在这方面，虽曾遭到一些非议，但他坚持实事求是，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中国数学史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直到现在，他关于中、印数学关系的观点，已得到愈来愈多国内外学者的认同。
四、重视中国数学思想史的研究
钱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已经历半个多世纪，现在的任务已不仅是说明中国古代有什么样的数学，而要进一步探讨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它与古希腊数学有截然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与社会条件和哲学思想有关。因此，他在晚年极力主张研究中国数学思想史。他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就是企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试论中国古代数学中的逻辑思想》、《宋元时期数学与道学的关系》、《〈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等，就是有关数学思想史的论文，其中第二篇是针对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的有关观点，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
五、主张编写高水平的中国数学史专著
他主张，研究中国数学史一定要写成专著，而专著的编写一定要在大量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并经多次这样的循环，才能写出高水平的专著。他的《中国算学史》就是在1932年以前大量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同样《中国数学史》也是在此书以前大量研究工作的总结。此书出版以后，他又提出按宋元、明清、魏晋南北朝、秦汉与先秦等若干个断代，深入研究，写出专题研究论文集。《宋元数学史论文集》和《明清数学史论文集》就是按照他的这一思想写出的。经过这种断代的研究，再重新修订一部高水平的《中国数学史》。
六、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
他平时经常和大家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对具体的科研任务，他是采取亲自领导、分工合作的方法。《中国数学史》和《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的编写，就是这样完成的。他在《中国数学史》定稿时，曾写过一首诗颂扬这种合作的情景：“积人积智几番新，算术流传世界珍，微数无名前进路，明源活法后来薪，存真去伪重评价，博古通今孰主宾，合志共谋疑义析，表年未许作闲人。”只有“积人积智”才能“番新”，也只有“合志共谋”才能做到“疑义析”，这是钱先生研究方法中非常可贵的一点。
七、敢于和善于展开学术讨论和学术评论
他对自己写出的论著，发表前后都能主动征求别人的意见（包括未入门或刚入门的青年人在内），当他听到或看到别人提出意见时，总是流露出高兴与满意的神情，特别听到反面的意见也是如此。例如他写的《〈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一文，当时在《科学史集刊》编委会上被否定，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该刊主编而坚持发表或表示不高兴。他任《科学史集刊》主编期间，对稿件从没有不提出意见而径行退稿的；审稿时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既不畏权势，又不压制后学。他正是通过这样的学术讨论和学术评论，来不断提高自己著作和整个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水平。
综合上述，李俨与钱宝琮在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上，风格是各不相同的。简言之，李先生强调的是中国数学史资料的全面收集和整理，他的工作成果为中国数学史研究提供丰富而准确的数据库，为该学科的研究打下坚固的基础；而钱先生则侧重对中国数学史重要问题的分析研究和中国数学史的全面论述，他的工作对提高该学科的研究水平贡献甚巨。
注一：J. Needham, Scei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chap.19, p.2 Mathematics.
注二：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页89～90 科学出版社 1964年
注三：同书页109～112
2003年11月，梅荣照夫妇回国探亲访友，钱永红专程赴北京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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